本文通过对文献史料的梳理以及对《茶酒论》的解读，将从茶与酒的不同属性并侧重于茶的一端为视角，分析并述评茶、酒争论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，以期了解唐代时期的“歙州茶”及“舒州茶”概况。
唐代《茶酒论》
一、《茶酒论》之行文时间
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，它结束了自汉末以来四百年的混乱割据和异族入侵的局面，以致经济高度繁荣，以致为饮茶这种更高级的物质享受创造了条件。于是，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和从容的心境去领略茶的美好滋味。而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僧人的饮茶加以仿效，更是加快了饮茶在民间的普及，并很快成为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习俗且促进了全民饮茶蔚然成风。
《茶酒论》传世至今，影响颇大。然《茶酒论》体裁之归属的基本概念，直至近年才有了明确的界定，即《茶酒论》属于变文。变文是—种散文和韵文交替的文本，在唐代俗称底本，又称“变”文，是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。变文语言通俗易晓，内容连说带唱，主要演绎佛经或历史故事以及民间传说两大类。变文在佛教僧侣所谓“唱导”的影响下，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、志怪小说、杂赋等文学传统，继而逐渐发展并日趋成熟的一种文体。
唐代《茶酒论》署名王敷，其人生卒未详，事迹不明。因史料典籍中没有资料可查，故只能根据《茶酒论》内文去推论甚至是揣测……但是，在众多敦煌文献中，署名“王敷”的作品只有《茶酒论》这一篇。所以，以《茶酒论》原卷前题“乡贡进士王敷撰”为证，除去作者生平不可考以外，作者的其他信息在《茶酒论》文字中依然是可以探寻的……从《茶酒论》原卷中一条题记可知：“开宝三年（970年）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，自手书记（972年）壬申岁”[2]。这无疑说明《茶酒论》是唐五代时期撰写的作品，作者是乡贡进士。而“乡贡进士”是唐代的科举名，因此，作者应是唐代出身州、县应过进士科的文士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其次，从敦煌《茶酒论》的内容来看，作者不仅是擅长诗赋，而且具有相当丰富的茶、酒知识，同时还熟悉佛教、道教的经典故事。所以，他能够写出通俗且又带有佛教禅味的作品。再从饮茶习俗的发展来看，史料记载“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稍有茶，至德，大历遂多，建中已后盛矣……”
同时，《茶酒论》还描绘了“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”的茶叶销售盛况。这些都充分说明，敦煌《茶酒论》成文应该是在饮茶之风大盛时期或者之后。否则，决不会写出“浮梁歙州”之茶区各地、众人求茶的具体场景。如是，敦煌《茶酒论》成文年代当在唐建中（780-805年）以后，即九世纪至十世纪六十年代。因此，学者们以相对完整的敦煌伯2718 卷为底本，根据《茶酒论》的内文，推断出《茶酒论》成文于晚唐五代时期。学术研究还表明：敦煌《茶酒论》当是陆羽《茶经》刊行后的作品，可以视它是对《茶经》的一种回应。
唐代变文《茶酒论》仅1200字，然却是内容精辟且传递出许多值得后人研究的信息。同时，它也是一篇用拟人手法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敦煌民俗变文，它不仅叙述了茶、酒各自夸耀对社会贡献而争论不休，茶、酒还通过激烈的论辩并展示了各自最为荣耀的地位影响、功能效用、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作用等等。而且在论辩的同时还毫不留情给对方的弱点加以孞锐的嘲讽。诚然，通过激烈的争辩，茶、酒的特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《茶酒论》辩诘生动且幽默有趣，它使人明白了两者的长与短，即茶与酒相比，茶更显出宁静、淡泊、隐幽；酒则是更显得热烈、豪放、辛辣。二者体现着人的不同的品格性情，也体现着人的不同的价值追求。
二、《茶酒论》之主要内容
唐代变文《茶酒论》虽然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沉淀，然却是因为内容丰富而显得愈发经典、珍贵。
解读《茶酒论》，首先应读“序”文：“窃见神农曾尝百草，五谷从此得分。轩辕制其衣服，流传教示后人。仓颉制其文字孔丘阐化儒因。不可从头细说，撮其枢要之陈。暂问茶之酒两个谁有功勋？阿谁即合卑小，阿谁即合称尊？今日各须立理，强者光饰一门。茶乃出来言曰：“诸人莫闹，听说些些，百草之首，万木之花。贵之取蕊，重之摘芽。呼之名草，号之作茶。贡五侯宅，奉帝王家。时新献入，一世荣华。自然尊贵，何用论夸！”[3]接下来便是“茶”、“酒”的辩论，最后是“水"的评判。唐代《茶酒论》内容最精彩的是中间部分，“茶”与“酒”通过激烈的论辩，均展示了自己最为荣耀的历史和功绩。与此同时，也毫不留情地给对方的弱点以最尖刻的揭露。
第一个回合中，“茶”首先以“贡五侯宅，奉帝王家”的优势，为自己奠定了地位，而“酒”则以相似的历史典故来说明自己且不甘示弱。
第二个回合，“茶”以其广袤的产地、优良的品质和“万国来求”的商品优势继续向“酒”进攻；而“酒”则是以已有多种名贵的佳品来与之抗衡。
第三个回合，“茶”打出了“茶禅一味”的和尚家风，着重阐释了“幽隐禅林”的“名僧大德”用茶“去昏沉”的功效，同时还指责了“酒”的“广作邪淫”的弊端。“酒"”则是用“经济效益”来作为盾牌，以“三文一缸，何年得富”加以诘问?并进而以与贵族的交往来寒碜“茶”，对许多“茶病”加以讽刺。“酒”还以与“高层次”人物往来为荣，并声称自己是“消愁药”，还与国礼密切相关并固守“茶贱酒贵”的观点。“茶”紧接着对“酒”所提出的“茶吃发病、酒吃养贤”的论点——加以驳斥，同时列举了许多为酒害命的故事，以及东晋时期的酒徒刘伶肆意放浪的种种“丑行"，进而劝人要“烧香断酒”以免命运不预。
茶与酒通过激烈的争辩，使茶、酒的特性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，而茶与酒所说的彼此优缺点也基本是符合事实的。但是，经过文字加工和提升后，《茶酒论》以内容接近普通人的生活而富于情节性、故事性以及语言浅近明白，活泼风趣的三个明显特征，使之成为了民间茶、酒文化的真实写照。
唐代变文《茶酒论》整篇文字只说了中国四个茶区，即浮梁歙州茶区，四川蒙顶茶区，舒城太湖茶区和余杭茶区。如“茶为（谓）酒曰：“阿你不闻道，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。蜀川流（蒙）顶，其（登）山蓦岭。舒城太湖，买婢买奴。越郡余杭，金制为囊。素紫天下，人间亦少。商客来求，舟车塞绍。据此纵由，阿谁合少？”[4]《茶酒论》中的“茶”列举了一系列的茶叶生产以及因茶事而出现的盛况，其中还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唐代时期，业茶者获取的丰厚收入，足可以“买婢买奴”。同时，也证明了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即：一是茶业生意繁忙，交易发达，在社会上地位越来越重要，不仅是“万国来求”，而且“舟车塞绍”。二是饮茶范围不断地在扩大，就连“贡王候宅，奉帝五家”的上层社会名流也爱上了喝茶。初始只是“南人好饮之，北方初不多饮。”渐渐地“自邹、齐、抢、棣渐至京邑，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。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。其茶自江淮而来，舟车相继，所在山积，色额甚多”。三是由于社会饮茶成风，以致买茶、销茶为业的商人应运而生，而且销茶也成了致富门路。经营茶叶不仅可以发财，还可以买婢买奴，甚至是可以“金帛为囊”作香袋，市俗子弟也可以穿上紫衣，封建服饰等级也被打破了。四是《茶酒论》中的“供养弥勒，奉献观音”等词语，则反映了茶在唐代不仅是很好的进献礼品，而且也成为一切菩萨咸宜的敬供之品。
最后，《茶酒论》这样结尾：“两人政夺人我，不知水在旁边。”于是由水出面劝解并结束了茶与酒互不相让，一场高下的争斗，“茶不得水，作何形貌？酒不得水，作甚形容？米曲干吃，损人肠胃，茶片干吃，只粝破喉咙。”“水”认为只有相互合作、相辅相成，才能“酒店发富，茶坊不穷”更好地发挥效果。
唐代变文《茶酒论》赋予了茶和酒以“人性”，使二者扬己之长攻彼之短，争高争奇，都希望能够打压对方。但是，茶酒双方最终却在第三方“水”的调解下，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能妄自尊大，更不能以自己的优势去贬低对方，应以自己的特长贡献于社会。于是，一场干戈化为玉帛，最终是以茶、酒和好结束。
三、《茶酒论》之“歙州茶”
徽州，古称歙州，又名新安。唐武德四年(621年），改新安郡为歙州。唐元和六至八年（811-813年），唐人斐汶撰写的《茶述》对茶有十分贴近的评述，其中包括歙州茶区的浮梁茶。唐元和八年（813年），唐人李吉甫撰写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对全国产茶亦有记载，称“浮梁（茶）为最多”、“岁出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余万贯”[5]，占全国茶税的1/3左右。这还没有未包括歙州茶区的祁门、婺源等地。而当时的山泽之利（矿产税等）年收只有七万余缗，不能“当一县之茶税”。这说明唐代后期的歙州茶区的茶税已成为了首冠全国的纳税县。
唐代浮梁不不仅是歙州茶区的组成部分，且浮梁北境后来就属于歙州祁门县。所以，中国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《中国茶经》中就有“安徽浮梁”之记载。但是，歙州有茶，但并非是名茶，这在古籍中有所记载。唐宝历二年（825年），唐人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记载：歙州鸠坑茶以及浮梁茶和含膏茶等等，特别是《叙诸茶品》中记的全是名茶，但是又说”浮梁之商货不在焉”。
根据文献记载，当时的茶叶种植，有的是以贵求精，有的则是强调数量。而“浮梁之商货不在焉”和“倍于浮梁”均说明：浮梁是茶叶贸易集散地，它既不是顾渚茶、寿州茶之类的精品，更非贡品，而是市场大众化的商品。这种商品茶不仅为朝廷提供了可观的税收，而且其交易量也是相当惊人。所以，《旧唐史》载“风俗贵茶之名……是茶之茶商，多在浮梁也。”应该提及的是，就茶叶制造技术而言，唐代处于蒸青饼茶时代，鲜茶叶经水蒸、压榨等工序制成饼茶，上述唐代歙州各县的茶叶品种均属此类。
唐大和年间（827-835年），唐人刘津《婺源诸县都制新城记》载：“婺源、浮梁、德兴四县，茶货最多，兵甲且众，甚殷户口，素是奥区……乃升婺源为郡置，兵型课税，属而理之。”[6]“大和”是唐文宗的年号，这无疑清楚地表明婺，源的升都和建造新城，就是因为其周围茶叶生产和贸易急剧发展所引起的。为了征收茶叶税而欲“升婺源为郡”，同时将隶彼四邑并辖此一方兵刑课税，可见这一地区的茶叶在当时的朝庭经济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。唐大中十年（847-859年）时期，扬晔《膳夫经手录》称“歙州方茶,制置精好,不杂木叶……其先春含膏,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。”同时还记载了歙州、浮梁、祁门、婺源等地“商贾所赍，数千里不绝于道路”的茶叶畅销情景。其主要销售区域为：（梁）今陕西韩城至河南开封间，（宋）今河南西部及山东、江苏和安徽毗邻间，（幽）今北京及附近地区，（并）为并州及所辖山西阳曲以南，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。[7]唐咸通三年间（862年），歙州司马张途在《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》中，就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祁门茶区“每岁二三月，贲银缗缯素求市，将货他郡者，摩肩接迹而至”的热闹而繁忙的茶季贸易场景。同时，歙州茶的兴起和发展，表明歙州茶区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规模也是相当可观。尤其是“浮梁歙州”茶区，不仅是茶叶贸易的集散地，也是中国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因为歙州茶区的浮梁集散市场，本身处于茶叶产地，加上四周皖东南、赣东北以及浙江茶叶的汇集，遂成为东南最大茶叶集散地。再经各地茶商的参与交易并经长途贩运到山西、华北甚至遥远的北方，以至在《茶酒论》中出现了“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”（茶）的盛况；想来，这也应该是歙州茶的真实写照！
四、《茶酒论》之“舒州茶”
舒州，又名同安郡。今安徽太湖、安庆一带。据史书记载：舒州，春秋齐地，亦作徐州，在山东省滕州市，《史记索隐》俆音舒，《正义》“齐之西北界土地名，”齐陈恒执齐简公于舒州。唐置，改曰同安郡，又改曰盛唐郡，寻复为舒州，宋曰舒州同安郡，又升为安庆府，治怀宁，即今安徽潜山县治，按今之怀宁县，乃宋端平中所移置也。唐代舒州位于安徽省西南部、皖河上游，是安徽安庆市的前身。西汉置皖县，西晋废。东晋为怀宁县，以潜山市(天柱山)命名。西部山区盛产竹、松、杉、茶叶等土产。舒州茶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声震朝野，名闻天下。唐朝宰相李德裕有一朋友被朝廷授予舒州（今安徽舒城县）知州，李德裕对他说：“你到了舒州，请你寄三数角（角是贮茶器）天柱峰的茶叶给我。”根史料记载：“昔有人授舒州牧。李德裕谓之曰:‘到彼郡日，天柱峰茶，可惠三角。’其人献之数十斤，李不受，退还。明年罢郡，用意精求，获数角，投之。德裕阅而受曰:‘此茶可以消酒食毒。’乃命烹一瓯，沃于肉食，内以银合闭之。诘旦因视，其肉已化为水。众服其广识。”（《玉泉子》）
“舒州天柱茶，虽不峻拔遒劲，亦甚甘香芳美，良可重也。”（唐·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） 天柱茶不仅甘香芳美，而且可以消酒食毒，颇受当时士人看重，也引得诗人的赞美。
唐代诗人秦韬玉《采茶歌》诗曰：“天柱香芽露香发，烂研瑟瑟穿荻篾。太守怜才寄野人，山童碾破团团月。倚云便酌泉声煮，兽炭潜然虬珠吐。看着晴天早日明，鼎中飒飒筛风雨。老翠看尘下才塾，搅时绕箸天云绿。耽书祸酒两多情，坐对闽瓯睡先足。洗我心中幽思情，鬼神应愁歌欲成。”诗人秦韬玉在诗中将天柱山茶的制作，以及烹茶、品茶意境的全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唐代人将天柱山茶赞美得无以复加，视为人间仙品的当数唐徐州节度使著名诗人薛能；他在《谢刘相寄天柱茶》诗曰：“两串春团敌夜光，名题天柱印维扬。偷嫌曼倩桃无味，捣觉嫦娥药不香。惜恐被分缘利市，尽应难觅为供堂。粗官寄与真抛却，赖有诗情合得尝。”由此可知，天柱山茶早在唐代就为国品，是王侯将相之间的馈赠礼物，就连王母瑶池的仙桃，嫦娥的仙药与之相比都索然无味，黯淡无光。陆羽《茶经·八之出》中就曾将舒州潜山作为仅此于光州的产茶之地。“淮南：以光州上，生光山县黄头港者，与峡州同。义阳郡、舒州次，生义阳县钟山者，与襄州同。舒州生太湖县潜山者，与荆州同。”舒州天柱茶成为唐代贡茶后，在茶圣陆羽《茶经》（卷下八之出）中先后被提及了四次，出现的频率之高，足见天柱山茶在茶圣陆羽心里的位置和分量。正是因为“舒城太湖”茶叶品质优异，因此，王敷《茶酒论》中有“舒城太湖”茶叶经营业态的描写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但是，《茶酒论》中所描述的卖茶可以发财，也可以买婢买奴，更是可以佩“金帛为囊”显示身份，即使是市俗子弟也可以穿上紫衣炫耀。所以，对于唐代时期“舒城太湖”茶叶经济贸易带来的社会现象以及民俗风情等，时今的茶人应该给予关注及研究。
【注释及参考文献】
[1][3][4]（唐）王敷《茶酒论》[M].北京：《光明日报出版社》2014.[2]张晏菁《敦煌变文〈茶酒论〉与唐代“三教论衡”的通俗化》[J].台北：《东吴中文在线学术论文》2013：32.
[5][6][7]郑建新，郑毅《徽州茶》[M].北京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》2006.
[8]李建毛《长沙窑瓷与唐代茶酒习俗》[J].长沙《湖南博物馆》2017：08.
[9]吴家阔敦煌遗书《茶酒论》与茶文化内涵的探索[J].南昌：《农业考古》2009：02.
[10]许承尧《歙事闲谭》（上册卷七《新安竹枝词》）[M].合肥:《黄山书社》2014.
